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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译者遭遇变革时代:近代翻译高潮的诞生

作者 | 镜陶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此间译者之众、译著之多、译题之广、影响之大、意义之深,在中国文化交流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中国近现代翻译史要从福州说起。福州作为最早的开放口岸之一,又是船政所在地,得风气之先,涌现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严复和林纾,以及作为华语西书出版源头之一的福建船政学生翻译群。
从“舌人”“通事”到翻译家,翻译者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迁?这又昭示着翻译西书引发了何种社会变革?从《几何原本》到《天演论》,到《巴黎茶花女遗事》,从“钦差”与“贡使”到“权利”与“主权”等的误读与交流,翻译活动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何种全新的价值观、政治理念、文化思想,以及对西方的深刻认识?近期,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举办的第三届译想论坛之译论一——“翻译与近代中国社会改革“在福州·无用空间举行,邀请了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姜鸣、新历史合作社总
鸦片战争后开启的中国近代翻译史
郑庆寰表示,就中国翻译史,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民族翻译,这个民族翻译指的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除汉族之外的民族,他们之间都是由翻译机构来进行交流沟通的。第二个阶段很繁盛,就是佛教经典的翻译,从东汉开始一直到唐宋为止,很多高僧把佛经从印度带回国翻译。第三个阶段就是从西学东渐开始的,从明代中叶航海大发现时期延续到“五四”运动。而且西学的翻译也可以分阶段:第一个就是洋人传教士的翻译;第二个是由洋人翻译,华人进行笔述。从明朝中叶到晚清民国引进了大量西学著作,包括自然科学、法律、文学等领域的。
郑庆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社长
姜鸣指出,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实际上就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势力东来,然后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等传播到中国来,强迫中国接受,将中国强制性纳入到他们在文艺复兴后基督教社会创造的工业文明体系中。中国也确实在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打击下,被迫一点一点纳入到西方工业体系中了。 姜鸣,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最早的近代翻译是外国人学习中文后,将西方的著作翻译成了中文。到了19世纪六十年代左右,开始出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洋务企业,一个是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的多是技术的、军事的,还涉及到国际法。一个是福州船政学堂,培养了大量的翻译人才。福州船政学堂没有一个专门从事翻译的机构,但是他们一部分人留学后,具备了一些国际化的观念和外语水平,形成了中国近代非常重要的一支翻译力量。最初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学堂的时候聘请了两个外国人来做顾问,一个叫瑞格,一个叫德克贝。瑞格实际上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法国军队中当尉级军官,到中国后开始努力学习中文。他是德克贝的副手,但是到了创建福州船政学堂的时候,他成为了瑞格的领导。瑞格能够跟左宗棠直接用中文交流,但是德克贝就还要借助翻译。后来瑞格作为留学生监督带领中国船政学生去英法两国留学,出国深造后回来的就两路人,一路是海军军官,一路是船政后来的技术骨干。
通过鸦片战争,林则徐意识到了如果不能理解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是没有办法去抵抗他们的坚船利炮,也没有办法和西方人去打交道的。所以他在广州的时候组织了一批人为他翻译国外的书籍,编了《四周志》。被翻译到中国来编成文字的内容,主要就是宗教著作、通俗自然科学著作和技术类、军事类著作。
中国近代的重要翻译家严复和林纾
唐建光则把中国翻译分成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古代中国阶段,近的邻国被纳入到我们的朝贡体系之下,很少跟远的国家打交道。佛经的翻译都只能算是偶然出现的需求,已有的翻译资源还是能应付过来的。另一个就是近代中国阶段,翻译的发展经历了从中西初步接触到西方主动再到中国主动学习西方文化。
唐建光,新历史合作社总谈到中国近代重要的翻译家,就避不开严复和林纾。严复的重要译作是《天演论》,讲进化论,这本书不算是精准翻译原著,而是说一方面有翻译,一方面加入了大量严复自己的评论。他在戊戌变法的年代里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概念是振聋发聩的。《天演论》给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看西方的窗户,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来了。
林纾是翻译的一个先行者,他本人不懂外语,他采用的方式叫作口述笔译。他先请别人口译成中文,然后语言润色写下来。林纾的翻译代表作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其中男女主角的爱情对中国人思想观念是非常震撼的。后期林纾又翻译了《鲁滨逊漂流记》、《汤姆叔叔的小屋》等作品。
作者 | 镜陶编辑 | 李阳校对 |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