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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而不知”:如何书写“经验”的历史?

撰文|刘亚光
我们评价一个在职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人很有“经验”,常常是在说他拥有许多与学校里传授的、抽象的知识不同的一种“默会”知识。“经验”与“经历”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被等同起来理解,泛指一种尚未被理论化的个人体验。然而,“经验”真的是彻底碎片化的、个人化的吗?在不同时代、不同个体看似异质化的经验背后,是否存在一种潜在的连贯性?
“经验史”丛书特邀策划人、作家舒可文拥有20多年的该丛书目前已出版三本作品:《中国人的义气:诗化江湖及其政治经验》、《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向前的记忆:回访一个动作的历史构成》。 活动现场,从左至右:冯庆、罗雅琳、舒可文、吴天。 “向前冲”、“大地”与“义气”:为人熟知的意象背后的经验脉络 与舒可文类似,三位作者的研究都源自日常生活与写作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在《向前的记忆》中,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吴天研究了一个在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姿态——“向前冲”。小到拍照摆pose,大到各类大型文艺汇演中的主旋律歌舞,一个握紧拳头、手臂横在胸前、身体前倾的动作永远不会缺席。这个动作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历史?吴天对这个问题感到好奇始于研究生时期的论文写作课。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文革”的创伤后,整体的艺术风格会突然在80年代骤然转向了另一种风格,比如八五新潮的兴起?吴天注意到在80年代,大量的艺术作品都在调侃刚刚过去的“文革”中频繁出现的一些艺术符号,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向前冲”的姿态。“我研究的方法比较笨,就是去潘家园这种老市场收集各类图像和照片,慢慢地我发现这些看似碎片化的图像中呈现一条有关这个姿态的线索”。
在吴天看来,这种身体语言所表达的一种改变世界的革命诉求,其实起源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那时候的李鸿章、张之洞引进的德国和英国的训练操典中就已经非常明确的有这样一个动作。而在中国革命时期,这样一个动作其实内蕴着革命所需的牺牲和勇气,“向前冲”是一种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浪漫主义式的身体造型。这个姿态在当下依然还在各类大型晚会的舞蹈表演中被反复重演,我们对其的解读可能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其中有经验的连续性在。吴天认为,在表征着某种思想转折的80年代,这一姿态遭遇许多艺术作品的调侃,这种调侃似乎在诉说一种与这一姿态背后意识形态的某种决裂,但“当他们希望表达对这种姿态的决裂的时候,他们却又选择了这种姿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向前冲”身体经验的连续性。
如果说吴天是以时间顺序对中国人“向前冲”的经验进行了书写,那么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罗雅琳则可以说从空间的维度组织了中国人的另一种“经验”——“乡土”。《上升的大地》的创作同样源于作者对生活中一些现象的好奇。“最近几年都很流行一种小碎花的连衣裙,我们会说这个风格是‘法式田园风’,但是也有人就纳闷了,觉得这个衣服就只是把窗帘剪了然后穿在身上,其实很‘土’,并不是‘田园风’”。罗雅琳认为,这里面其实蕴藏着我们日常观念中“田园”和“乡土”之间的一组关系,仿佛当我们使用“田园”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在指涉一种“高档”、“有品位”、“纯净”的事物。可是当我们使用“土”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在指涉一种粗糙而品位低下的事物。“如果回溯历史,我们也会发现,在中国有‘田园诗’的传统,可是真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并不会谈‘归隐’田园,只有士大夫阶层对污浊的官场感到厌倦了,才‘归隐田园’,所以‘田园’这个词背后连接着士大夫阶层的高文化品位。在西方同样也有田园诗,而田园诗诞生在工业革命之后,在城市遭到严重污染后,贵族们会向往去田园过一种更优雅的生活——‘田园’正产生于城市化过程中的这种‘乡愁’,成为一个高贵精神家园的象征”。《向前的记忆:回访一个动作的历史构成》 吴天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0.8
如果说“田园”背后勾连着一种现代化的经验,那么“土”同样如此。在惯常的历史叙事中,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东南沿海、从大城市发生的。在这种叙事中,“内陆”、“乡土”往往被描绘为前现代的、落后的、需要被遗弃的一种文明象征,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土”的意象为何遭到贬低。例如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许多学术作品中,“乡村”始终是以被“现代化”进程影响的对象出现的。而罗雅琳通过一系列与“乡土”有关的文化经验的勾连对这一叙事提出了质疑,提供了与“海洋”、“城市”这些主流的现代性意象有别的另一种与“乡土”相关的现代性想象。“上升的大地”正是一个中国乡土遭遇现代性而产生的诸多经验中浮现的一个意象,它体现于埃德加·斯诺笔下的革命者为落后的西北带来的全新感觉,体现于革命知识人将黄河转化为中国人在世界秩序中展开竞争的力量源泉,体现于路遥为农村的年轻人所寻找的在城市中获得正当成功的道路,也体现于刘慈欣科幻小说精神底色中蕴藏的那种“第三世界革命经验”。
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师冯庆看来,两位作者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勾勒了经验的历史,这说明“经验史”并非一种特定的方法论,而是一种提问方式。与两位作者类似,引起他本人对“义气”研究兴趣的同样是日常生活的经验。“美学教育从一开始其实有一种非常典型的启蒙主义色彩在背后,希望能够去培育观者的一种崇高的审美素养。但是现在美学教育面临了困境,在一个‘996’的时代,指望大多数人去培养一种“无功利的审美”其实是并不现实的”。是否存在一种真正能够面向大众的审美教育方案?冯庆认为,其实中国民间的许多通俗小说扮演了这个角色,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它们存在的价值并不仅仅只是为大家提供娱乐。通过用各种艺术形式来演绎它们,类似忠孝仁义等传统的伦理观念潜移默化地传播给了民众,而且这些观念非常具有生命力。
基于此,冯庆进一步琢磨:当代的一些武侠电影,包括香港的通俗电影,是不是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我们经常会在生活中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的小伙伴明明平时很懦弱,但是他看完金庸的小说或者香港的黑帮片之后,突然变得血气方刚起来,有了行侠仗义的冲动。这种经验感觉其实背后有一条线索,从很久以前的这些武侠小说一直持续到当下的这些大众文化中,包括小说、黑帮电影、嘻哈说唱文化中”。《中国人的义气》一书一方面回溯历史,对“江湖义气”在《水浒传》、金庸小说等中国文学文本中的表征进行了提炼,另一方面回归当下,分析了张彻、徐克、杜琪峰等导演以“江湖”、“义气”为题材的经典影像作品,以及各类以“情义”为主题的流行歌曲、以《中国有嘻哈》为代表的说唱文化,勾勒出一条“义气”的经验脉络。
作为一种松散的、不稳定的、常常在制度之外的“江湖”中发挥效用的事物,“义气”也拥有一种制造混乱的破坏力,但“义气”同样蕴含着通向更高维度的伦理的可能。同时,冯庆认为,“义气”和吴天研究的“向前冲”之间也有联系。“相对于政治化的‘向前冲’,‘义气’更常存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本真的自然状态可能都是不太愿意参加政治事件的。在讲朴素“义气”的基础之上,把自己的身份摆好,在很多时候就是一般人对自己的要求。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松散的义气可能被政治治理的技术去调动和组织起来,从而塑造出一种政治化的‘向前冲’的姿态来”。
《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 罗雅琳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0.6 经验是一个“球体”,与生活的诸多部分相连接 冯庆特别提到,“义气”的经验往往能够从影视作品的某些“程式”中发现,电影作品常常重现某些类似的动作、场景和情节,往往能够在这些时刻唤起观众特定的情感共鸣。“就像老一辈喜欢听戏的人,他们往往不是戏曲反映的那个故事本身,而是在听一种‘节奏’,它能够唤起内心的情绪。”
而在舒可文看来,这种经验的“程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在一个“日用而不知”的状态中,它常常被我们忽视,但却可能在我们做出道德判断、政治选择时发挥着比理性更重要的作用。“从18世纪末开始,因为种种原因,我认为我们对理论的重视开始变强,但对经验的重视程度其实在下降。现在我们存在一种文化上的倾向,就是用宏大而抽象的概念和范畴来阐释世界,这覆盖了我们真实的文化经验。不是说那些概念没有价值,而是它并非唯一的一种具有绝对权威的解释方式。我们希望提供另一种解释的渠道”。这也使得在当下开始“经验史”的书写变得必要。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界定“经验”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看起来既陌生又熟悉的词汇呢?罗雅琳觉得经验史的写作其实有点类似于文学中的原型批评。很多现在的文学作品都会从以前的童话故事或者神话中去寻找这种“原型”,而原型往往代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某种隐藏的冲动和渴望。经验史的写作希望寻找这样一个原型,并描摹它在不同历史阶段变化出的不同形式,以及其中具有共性的那些部分。冯庆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将“义气”两个字拆开来理解这个词:使“气”立起来就是“义气”。在他看来,“经验”同样可以被这样理解为“寻找个人体验背后的经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其实经验恰恰是和所谓的碎片化相对的——经验史研究恰恰是要在貌似碎片化的生活当中去建立一种完整性。”
不过,这些经验的“原型”并不是某些理性的范畴或者确定的观念模式,而是具有一定模糊性。吴天起初写作经验史的思路并不清晰,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这种对经验的“模糊感”可能恰恰是他面对自己研究的那个历史时期最自然的一种情绪。“当你真正去探寻在那个历史情境下这些经验是如何发生的,你和那个时代的情绪发生了一种沟通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触摸经验的历史”。
几位作者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舒可文在丛书总序中提到的观点:经验史希望书写的经验不是被英国经验主义哲学视为知识基础的那种可重复性的经验,而是不可重复的,且如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说往往在“经验落空时才成立”的经验。它“只有在人与对象直接相遇的历史性状态中才能达到”,“这样的经验并不在于注释了某种既定知识,而是通过经验本身促成经验的开放性。描述经验史意味着历史不能被放入普遍知识的叙述中,不能被博览会化。否则经验就会变成差异的代名词,变成异国风情,从而失去可理解的情景。”
《中国人的义气:诗化江湖及其政治经验》 冯庆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0.5
这里自然生发出的疑问是:如果经验本身是高度历史性的,那么建立一条经验的历史脉络是否真正可能?当使用一套特定的叙事组织起看似毫无关联的各类经验(例如明清小说中的“义气”与今天说唱节目中的“义气”)时,“活的经验”是否遭遇了剪裁?在冯庆看来,经验史的写作并不是要建立某种确定性,也并没有使用一套高度理性化的模式去阐释历史的真实,而是呈现不同时代人们的某些共通的“体验”。“如果有类似体验的人看到我写的书,能够会心一笑,其实写作的目的就达到了。”
而在舒可文看来,“经验史并不希望为经验下定义”,经验其实很难直接定义,“它就像一个球体,有无数的点与外界相连,我们所做的努力是希望这个球体变得饱满,希望探寻出尽可能多的它与外界建立的联系。我们没法叙述经验本身,但可以叙述它与什么有连接。比如说你吃一盘妈妈做的特别好吃的土豆丝,这个经验里面包含着你吃土豆丝的地点、当时的灯光、家里的气味、你和妈妈最独特的情感关系。这些都是与这份经验相连接的、不可重复的东西。哪怕你明天再吃,都无法重复”。
罗雅琳对这个观点表示了赞同,她从自己的自媒体写作经历出发谈到了“经验断裂”的问题。“我自己也曾经给很多自媒体供稿,很多时候自媒体的写作有一个套路或者模板,比如要写一篇电影《花木兰》的文化评论,第一部分我可能会讲古代《木兰辞》的故事,然后很快第二部分可能就跳到了迪士尼对花木兰的影视改编,最后又跳回到刘亦菲最近的电影,但是这些历史时期之间的那些断点,其他很多种讲述花木兰故事的不同方式,是被遗忘在写作之外的”。经验史写作也是希望在一个热点不断更新、经验不断被冲刷的时代,缝合我们这些经验的“断点”。 撰文|刘亚光编辑|张婷校对|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