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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开良方”——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脱贫攻坚情况调查(下)

从2017年开始,贫困户陈玉英与河埠村其他村民一样,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股民”。当年年底,陈玉英把河埠村股份合作社分给自己的土地租金2500元和产业分红2000元,与承包蔬菜大棚所得的近两万元一起写进了家庭收入“总账”。  产业分红是怎么来的?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财政局局长温晓云为记者“解惑”:近年来,赣县区统筹涉农整合资金3839.31万元,在江口镇河埠村建立了“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即对全村贫困户实行土地流转和财政资金入股,合作社所产生利润的20%用于全村贫困户分红,让全村100%的贫困户通过“土地租金、入股分红、管理绩效、务工收入”受益。截至目前,合作社为全村48名贫困户分红38.8万元,户均增收8000元。  将土地流转和资金形成的资产折股量化,让全村贫困户获得稳定的分红收入,河埠村的实践是资产收益扶贫的一个实例。  记者了解到,从近几年各地的实践来看,资产收益扶贫创新了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机制,丰富了对无劳动能力或弱劳动能力贫困户的精准扶持措施,密切了当地群众与产业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拓宽了贫困村集体收入来源,成为了新时期我国精准扶贫重大机制创新,为各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支撑。  谁来带动?  “梓山潭头,吃苦两头:晴三天,挑烂肩头;雨三天,水进灶头。”一首苦涩的民谣道尽往日潭头村人的无奈。  “如今可好了,发展农业晴雨都不用怕。”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财政局局长高宏伟说,2017年,于都县引进3家龙头企业,在梓山镇潭头村等9个村建设了蔬菜钢架大棚3100余亩,打造出集果蔬采摘、农事体验、休闲观光等为一体的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为此,县财政整合资金7600万元,对蔬菜大棚进行奖补并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为蔬菜产业发展解决了“后顾之忧”。  在梓山镇镇长江文元看来,尽管成为了村集体资产,蔬菜大棚不能“一建了之”。“各村与龙头公司签订协议,组建合作社进行经营管理,全村90%以上的贫困户入股合作社,并且亲自参与蔬菜基地的种植和管理,真正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说起资产收益扶贫带来的新变化,江文元的总结颇为精辟:“农民口袋变鼓了,集体资产变大了,扶贫政策落地了。”  江西省于都县财政整合资金7600万元,对梓山镇潭头村等9个村蔬菜设施大棚进行奖补并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出集果蔬采摘、农事体验、休闲观光等为一体的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  不光梓山镇一地,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建东村,实施资产收益扶贫也得以“筑巢引凤”,有效解决了当地茶产业发展“谁来带动”的难题。秭归县财政局局长向军说,自2017年引进秭归露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来,建东村2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年可从该项目中获得土地租金1500元,而且全村的贫困劳动力基本实现了就近务工就业。  更可喜的是,在签订协议时,建东村还和公司约定:把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55万元作为村集体股份投入规模达120亩的仙人山精品茶叶示范园项目。这意味着,从2023年项目丰产起,建东村村集体每年都能收到31000元的投资收益。向军笑言:“这下村集体的腰包也鼓起来了!”  对于资产收益扶贫对各地产业发展起到的撬动作用,财政部农业农村司相关负责人阐释了其背后的作用机理:“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与村集体、农户民主协商,自愿成为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实施主体,通过协议形式明确各方的权、责、利,有助于吸引具备较强经营能力的实施主体参与当地产业发展,切实提高财政涉农资金使用效益。”  扶贫更要扶志。有了龙头产业的带动,不但各地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资产收益扶贫的探索、实践还切实激发出贫困户的参与热情和致富积极性,真正实现了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这两年,梓山镇涌现出不少“新农民”——61岁的贫困户郭月华笑称自己从“打工者”成长为一名“管理者”。“2017年冬天我刚来的时候只能做些修剪、采摘的工作。今年开始,这些棚都归我管,农忙时手底下有几十个人,一个月有2700块的稳定收入。”潭头村贫困户张忠华去年一口气承包下20亩大棚种植瓜果,当年就实现纯收入将近11万元,他兴奋地向记者透露:“今年的利润不出意外还要翻上一番。”  ……  在江西省财政厅一级巡视员王斌看来,资产收益扶贫的实施真正“让财政资金‘落水的时候见了水花’”。他指出,从江西省的实践来看,财政涉农资金由无偿补助变成有偿投入后,主要受益对象从特定范围扩大到更多群众,少了“锦上添花”,多了“阳光普照”。  怎样受益?  吸纳务工、入股分红、土地流转、技能培训……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各地在资产收益扶贫实践中,贫困户往往以多种形式联结在产业发展链上,不仅受益方式多,而且受益程度深。  梓山镇政府提供的一份收入统计表显示,仅围绕蔬菜产业一项,各村贫困户家家增收有道——通过合作社入股蔬菜基地,户均增收2000多元;通过在园区内务工,每日收入70—120元不等,人均增收近万元;通过土地流转,每户每亩地可获得700元的土地流转收入;通过承包大棚种植蔬菜,每户菜农经营5—10亩蔬菜钢架大棚,户均增收5万—10万元;园区还设立环卫、扶贫车间等灵活就业公益岗位,帮助弱劳动力实现就业增收。  事实上,密切当地群众与产业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正是资产收益扶贫作为精准扶贫机制重大创新的突出体现。  记者听到一些扶贫干部反映,在以往的扶贫工作中,尽管政府通过补贴、补助等形式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贫困人口大多缺乏技术和技能,从项目中受益较少。  “资产收益扶贫鼓励将财政投入形成的资产量化折股,收益权优先分配给贫困户,实现了精准到户到人的目标,密切了产业发展和贫困群众的利益联结。”财政部农业农村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从各地的实践来看,除直接分享红利外,当地群众还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形式获得地租,有劳动能力的可以就近通过产业项目务工获得劳务收入。  “去年我们两口子的纯收入少说也有七八万元!”在位于于都县岭背镇的栖岭肉鸡养殖基地,53岁的贫困户李有福难掩兴奋之情。听他细细算来——4000元的产业入股资金分红400元;村集体股份合作社二次分红760元;夫妻二人每月各有管理肉鸡大棚2500元的劳务费……李有福笑称,自家的收入可谓是“多条腿走路”,节节高升。“因为我大棚管理的好,去年公司还奖励了我一台摩托车呢!”他说。  不光李有福一人,依托于都县成立的98个“一村一品”合作社,该县共有1.01万户贫困户以财政资金入股,通过产业入股收益、务工工资收入、二次分红收益等方式实现了脱贫增收。  “我们将归集到的入股资金2478万元,全部投入基地建设和生产经营,合作社每年按照入股资金的一定比例给贫困户固定分红。贫困户在外地或本地务工的同时,可以享受产业发展的红利。”高宏伟说,光是去年,上述“一村一品”合作社就按规模式出笼肉鸡731万羽,实现年纯收入950万元,兑现入股分红113.7万元。  在于都县,贫困户与产业发展间这种特殊的“牵绊”还在持续做实做细。去年年初,为确保贫困户收益最大化、精准化,岭背镇在确保原有合作社正常运转下,由村集体领办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为此,县财政又专门安排1400万元产业扶贫资金,新建鸡棚10万平方米,养殖利润按照4:4:2分配,其中,村集体占40%、贫困户40%,再拿出20%重点给失能弱能的贫困户。  随着参与产业发展的程度逐渐加深,不少贫困户的主人翁意识和归属感也越来越强。特别是近两年,岭背镇大窝村贫困户谢乐生明显感觉到“自己和村子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了。他直言:“就盼着村子里的产业能越办越好,那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  如何保障?  提起现在的生计,最让李有福感到满意的就是“有保障”。据他说,自己曾经是个猪倌,尽管干活勤勤恳恳,但效益时好时坏,赶上行情不好,更会赔个血本无归。“现在养肉鸡可好了,就算行情再差,公司也会托底收购,我们养殖户真正是零风险。”他说。  李有福的“安全感”源于于都县对资产收益扶贫风险防控的精准把握。项目实施之初,各个合作社均与龙头企业签订了养殖协议,由公司统一提供鸡苗、饲料,肉鸡成熟后按签订的协议定价回购销售。  在高宏伟看来,这样的合作协议可谓一举两得——不仅降低了合作社的运行成本和风险,确保产业可持续发展,同时贫困户也能旱涝保收,生活更有保障。  事实上,对于资产收益扶贫中“如何保障贫困户利益”这一重要问题,财政部农业农村司相关负责人的表态相当坚定:“资产收益扶贫的首要目标是帮助贫困群众脱贫,不论形式如何创新,这个基本点必须坚持,各地要制定差异化的扶持政策,优先保障贫困户的利益。”  为了将这个“基本点”落到实处,针对资产收益扶贫实施中可能出现的各类情况,2017年,财政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财政支农资金支持资产收益扶贫工作的通知》作出的要求颇为“高瞻远瞩”——用于资产收益扶贫的财政投入所形成的资产,收益权要优先分配给贫困村和贫困户,并鼓励向丧失劳动力或弱劳动力的贫困户、贫困残疾人户倾斜;作为资产运营方的项目实施主体对财政资金形成的资产负有保值增值责任,各方可在法律和现有制度框架下推广“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模式。项目取得可分配收益的,优先兑付贫困村和贫困户。除不可抗力因素外,若项目面临较大的经营困难或出现持续亏损,难以保障贫困户收益时,实施主体应利用自有资金购买贫困户、农户和村集体的收益权或股份;项目实施主体解散或破产清算时,在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清偿债务后,应优先保障贫困村和贫困群众的权益。  不仅贫困人口的权益要绝对优先保障,对无劳动能力或弱劳动能力贫困人口更要做到“精准滴灌”。2019年,岭背镇禾溪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兑现出3.4万元,主要用于部分失能弱能贫困户的住房安全提升,让其充分享受到财政支持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  产业发展和市场经营活动必然存在风险。王斌介绍说,为切实加强资产收益扶贫项目风险管控,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江西省督促各地念好“三条诀窍”:一是找好合伙人和经理人,从源头控制风险。二是注重形成物化资产,警惕高风险运营模式。三是强化风险意识,加强风控措施。记者 张思楠